百度天津:貝希托爾德

  弗朗茨·斐迪南的國內改革計劃同樣對他的外交政策的形成有深遠影響。他相信,目前帝國體制上的缺陷以及對激進的國內改革的需求,決定了堅決不能實施沖突對抗的外交政策。因此,弗朗茨·斐迪南堅決反對激進冒險主義的康拉德。讓人感到諷刺的是,正是弗朗茨·斐迪南本人(當他還是監察長時)將康拉德提拔到總參謀長的位子上的,讓他從許多看似更合適的人選中脫穎而出。也許正是這個原因,人們才普遍錯誤地認為,奧匈帝國背后的戰爭販子是這位大公。這兩個人的確在一些問題上達成了一致,例如平等對待少數民族,以及對高齡軍官的退休金計劃。私下里,弗朗茨·斐迪南也非常喜歡康拉德,部分原因是后者對他的妻子十分尊敬,抱有同情(這位皇位繼承人一般喜歡通過人們對他不被看好的婚姻的反應和態度評判對方),而出于非常明顯的原因(或許是同病相憐),康拉德欣賞大公的非正統婚戀。但在國土安全和外交問題上,兩人的意見可謂南轅北轍。
 
  在康拉德的眼中,軍隊是專門的現代戰事工具,必須要完全達到現代化,要有實戰能力,為下一場大戰未雨綢繆;而對弗朗茨·斐迪南而言,軍隊主要是用來維持國內穩定的。通過成立無畏艦艦隊,作為海軍主義者的弗朗茨·斐迪南決心加強奧匈帝國在亞得里亞海的統領地位,而康拉德卻認為組建海軍是在浪費資源,資源應當用于軍隊建設。他曾對大公說:“一次最漂亮的海上打擊不會彌補陸上作戰的失敗。”與康拉德不同,弗朗茨·斐迪南反對兼并波斯尼亞。1908年8月,他對埃倫塔爾說:“從我們不盡如人意的國內形勢來看,我堅決反對所有類似的權力鬧劇。”10月中旬,當塞爾維亞對兼并事件做出激烈的反應時,他告誡埃倫塔爾,不要讓危機升級成一場戰爭:“如果戰火燃起,我們絕不是受益方;然而在英國(或許還有意大利)居心叵測的攛掇下,那些巴爾干的討厭鬼們似乎正將我們拉入軍事沖突的泥潭。”他向阿倫瑙坦言,如果能給塞爾維亞人和黑山人一些顏色,那當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它們會讓帝國卷入一場歐陸大戰,或是一場擁有“兩三條陣線”的、曠日持久而讓人彈盡糧絕的沖突,那么這些“小打小鬧的勝利”又有什么意義?他警告稱,康拉德必須克制。1911年12月,康拉德要求奧匈帝國趁利比亞戰爭攻擊意大利,導致了沖突的激化。康拉德被皇帝免去官職,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弗朗茨·斐迪南對他失望透頂。
 
  弗朗茨·斐迪南最有影響力的盟友是哈布斯堡新任外交大臣利奧波德·貝希托爾德。貝希托爾德是個相當富有的貴族,他擁有獨到的品位,是溫文爾雅、有貴族氣質的地主階級的典型代表——他們當時仍然在奧匈帝國的上層管理集團中擁有顯赫地位。他的性格小心謹慎,甚至有些畏首畏尾,因此他天生并不是政治家的料。他真正的愛好是藝術、文學和馬術。他之所以從事外交工作,并不是因為對私權和聲譽的渴望,而更像是在對皇帝和外交大臣埃倫塔爾表達自己的忠心。每當被提拔到需要更高資歷和承擔更多責任的職位時,貝希托爾德都表現出勉為其難的樣子,而這毫無疑問是發自內心的。
 
  從行政機關調到外交部后,貝希托爾德在駐巴黎和倫敦的使館供職,1903年又來到圣彼得堡。在那里,他成為埃倫塔爾的親密盟友,而埃倫塔爾自1899年以來便擔任駐俄大使。圣彼得堡的工作正巧順遂了貝希托爾德的意愿,因為他積極支持俄奧同盟。奧匈帝國與俄國的和諧關系的基礎在于,在諸如巴爾干地區等存在潛在分歧的地區問題上保持合作。貝希托爾德認為,這種關系對帝國的安全和歐陸的和平都是至關重要的。作為埃倫塔爾在圣彼得堡的同僚,他獲得了極大的滿足,因為他確實在兩國鞏固良好關系的努力中發揮了作用。當埃倫塔爾要離開前往維也納擔任外交大臣時,貝希托爾德欣然接受了大使的職位,并堅信他的觀點和維也納那位新任大臣完全吻合。
 
  然而1908年,奧匈帝國和俄國的關系急轉直下。在貝希托爾德任職的前18個月里,兩國關系還算和睦,盡管有事實表明,伊茲沃爾斯基正與奧匈帝國分道揚鑣,轉而采取一項新的大陸策略(這項新策略的基礎是1907年俄國與英國之間新簽訂的協議)。然而兼并波斯尼亞引發的危機,摧毀了進一步與俄國外交大臣合作的所有契機,同時破壞了緩和雙方關系的政策(而貝希托爾德正是因這項政策才答應任職的)。埃倫塔爾曾試圖冒著與俄國翻臉的危險,維護奧匈帝國的威望,貝希托爾德對此深表遺憾。1908年11月19日,在一封呈給外交大臣的信中,貝希托爾德直截了當地進行了批判。他寫道,鑒于“俄國不斷膨脹的泛斯拉夫主義民族心理”,如若進一步采取“積極的巴爾干政策”,那么這必然會“對奧俄關系造成負面影響”。最近發生的事件已經使他在圣彼得堡的工作變得“步履維艱”。其他人或許能夠通過個人魅力或誠摯態度來修復雙方的關系,但對于“像我這樣資質平平的人來說,這似乎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圍”。最后,他附上了一個請求:等局勢恢復平靜之后,他不再擔任此職。
 
  按理說,貝希托爾德應該在圣彼得堡待到1911年4月,但他的工作已經成為他的負擔。象征著20世紀初顯赫政治人物社交生活的奢靡財富對他來說已經開始變味。1910年1月,他在特克拉·奧爾洛夫—達維多夫伯爵夫人(Countess Thekla Orlov-Davidov)的住處參加了她舉辦的一場巨大的豪華舞會。那棟建筑是一位著名建筑師模仿凡爾賽宮建造的,所有的舞廳和走廊都被成千上萬朵鮮花點綴,它們來自法國里維耶爾的花房,是斥巨資用一輛特殊的火車裝載,一路穿過寒冷的北方運送而來的。對這位富有的藝術鑒賞家和狂熱愛好者來說,這等無度的揮霍反而讓人無法忍受。當貝希托爾德離開圣彼得堡返回他在布赫勞的住所時,他感受到的是一種深深的解脫。然而這種放松狀態僅持續了10個月。1912年2月19日,皇帝召他到維也納,指派他接任埃倫塔爾,擔任奧匈帝國的外交大臣。
 
  上任之后,貝希托爾德仍希望修復和俄國之間的關系。誠然,他相信自己能夠如愿以償,這也是皇帝指派他成為外交大臣的動機。新任奧匈帝國駐圣彼得堡大使杜格拉斯·圖爾恩伯爵(Count Duglas Thurn)是這項政策的支持者。不久后貝希托爾德發現,他已然成為弗朗茨·斐迪南的堅實盟友,后者很快便向這位新任外交大臣靠攏,給他提出了許多建議,贊揚他比“他惱人的前任們(戈武霍夫斯基和埃倫塔爾)”優秀得多,并支持在巴爾干的緩和政策。這時,人們還不知道如何才能與俄國重修于好:俄國公使尼古拉·哈特維希鼓吹塞爾維亞的極端民族主義,包括在哈布斯堡皇朝內煽動民族情緒;最重要的是,俄國特工已經背著奧地利人,苦心建立了針對奧斯曼帝國和奧匈帝國的巴爾干聯盟。盡管如此,外交部的新鮮血液還是愿意著手進行意見交流。1912年4月30日,在對匈牙利代表團的講演中,貝希托爾德宣稱,他的政策“是倡導穩定與和平的政策,提倡對現有問題進行對話,避免干涉和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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